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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的文化阐释》读书札记

作者:余琳     发布时间:2013-3-26 点击数:1234

《诗经的文化阐释》读书札记

余 琳

阅读书目:叶舒宪《诗经的文化阐释》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

l       训诂学VS符号学

本书中对很多字本义的追寻并非出于训诂的手法,而是主要借用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理念,再加入心理成分的分析,可以说是“语言学转向”与“文学人类学”启示下的产物,同时也是,中西文化比较、汇通的宁馨儿。

比如,作者通过从“诗”、“志”与“寺”的语源联系,以及“儒”、“柔”、“优”、“濡”的考证入手,又以“跨文化通观”加以印证,打破了过去以今推古的自我中心式的解释,提出“温柔敦厚”的儒家诗教的起源与“中人伦理观”、净身祭司的习俗密切相关,认为寺的原型是主持祭礼的宗教领袖,而“诗”的概念最初并非指有韵之文体,而是指祭政合一时代主祭者所歌诵之“言”;另外,通过“瞽”、“朦”、“瞍”三字及“盲”、“冥”、“梦”的考辨,认为盲人乐师制度制因人“视觉关闭”而更具备与神沟通的潜质,富有宗教性质,作者认为诗歌起源与这种盲人乐师制有重要关系,他还运用荣格“集体无意识”理论,比较了中国古代“妙悟说”与苏格拉底“迷狂说”,得出其共同点即“视其所信”及“情感强度”,都是对“盲”的心理体验的模范。而“尹寺文化”与“瞽朦文化”又是相通的,即“失明是种象征性的阉割”(本书P347);以及“尹”、“寺”和盲人乐师共同存在于诗歌,确切说歌谣传诵的体系中,一为传诗者,一为诵诗者,都与中国诗歌发生息息相关。

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,符号包括两个要素。能指,也就是表现形式,它可以使形式、形象、表象;所指,也就是蕴含内容,可以指情感要素、意义要素、目的性等。古汉字保留了造字之初的许多集体表象、象征意象和模拟性的形象,即隐藏在“字形”背后的意义。这与西方的“神话原型”似乎是相通的——通过表面上的形式,有所归类,并挖掘其中的神话、宗教及文化意蕴

我们从叶先生的论述中,就可以窥见这一符号学理念的运用。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,主要以象形为主,也有象声(比如“摹声、重言”),但根本一点,是它们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。比如,指事是以“形象符号”建立与自然界的关系,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一种表示。

符号学较之于训诂学,对汉字考辨的意义在于:汉字作为符号,其本身的意义借助于“寄居”书法形式而世代保存,意义得以延续,所以若我们追溯形式,而不是单纯的运用小学训诂学的方法,加之跨文化比较,是可以找到其本义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形态与世界之间的共通性的。

 

l       起源·巫术

关于诗歌起源于巫术的说法,叶舒宪先生并不是第一位。但他着重从社会的功利性的角度,而是从非审美经验的、非功利性的角度加以阐述这个问题。

从通过法术思维方式和原始巫术仪式的跨文化比较;到“寺”“诗”同源,诗歌起源于具有宗教性质的阉寺制文化;再到“儒”“柔”同源,阐释孔子诗学理想、中人伦理观,这整个由巫到儒演进过程的线索,以及其中各个部分的论证,都具有开创性意义。

我的疑问是,宗教与艺术的联系看上去的确非常广泛,但即使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直观感受的世界里,相信虚幻形象的实在性,但他们的世界观难道是百分之百的巫术吗?不是应该也包括很多由劳动实践所形成的科学知识吗?那么在劳动中唱的歌谣,很难说全部是咒词,也会有日常生活的反映。那么从功利性的角度,怎样圆满地论证诗歌起源于巫术的说法呢?

 

l       历时性VS互渗律

叶先生在前言中提出,“三重证据法”就是运用“一,是根据文字记载下来的古文献;二,是从考古发掘入手;三,是直接观察当代残存的原始部落”。其中,第三点,“直接观察当代残存的原始部落”让我想到了艺术起源与社会地理、人文环境关系间关系的问题。

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态度,即研究一个发展过程,正如他在此书中多处运用“儿童成人”的成长过程比喻思维符号形成(如第一章中P10)、语言形成(如第五章P366)的过程一样,都旨在一个完整的时间体系中,把双方的特点、联系、区别,两相对照。我认为这一点在历时性建构方面,是一大进步。

但是列维布留尔也提出过“原始人的智力过程,与我们习惯于描述的我们自己的智力过程是不一致的”。也就是与列维布留尔提出的“互渗律”理论有关。

他用这个术语指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,诸如巫术、仪式之类占有客体的神秘属性,或客体与客体通过一定的方式互相占有对方的神秘属性。主体与客体,即人和物之间存在双向参与和渗透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人的内在尺度得到外化,世界的外在尺度得到了内化。那么,对于处于不同世界(环境)中的人来说,他们与客体见的参与和渗透的过程、程度、偏重点可能有千差万别。在不同的人文地理背景下,它的思维模式、价值取向、人格类型,心理体认都会以不同的形态驻留,并形成一个自足的体系。最简单的例子,就是各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形色迥异,各个民族的诗歌意象也千差万别。

所以,一方面,我们面对的是用历史性的眼光看待发展的迫切和必要,一方面又要在对象和材料的选择上考虑其人文地理环境。把共性与差异一起考虑,应该说是文学人类学一大原则。可是,这其中对材料的取用究竟应当用什么标准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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